于化琪回忆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及其政权建设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抱犊崮山区为我党在山东敌后的重要根据地之一。这里是开展苏北、鲁西，鲁南平原游击战争的依托，并直接威胁着敌人南北交通的主要干线——津浦铁路及其近海交通，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抱犊崮山区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是这个地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壮举。 抱犊崮山区位于苏鲁边境，地形复杂，群峰叠嶂。这里民情彪悍，民枪较多，为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地带。早在一九三二年，这里爆发了震惊全国的“苍山暴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一九三四年冬，驻枣庄矿区的苏鲁特委派李韶九深入山区恢复党的工作。 一九三五年春，特委决定开辟抱犊崮山区，建立党的机关，派郭致远到抱犊崮山区西部的大北庄，以开设天德堂药店为掩护，建立了我党在该区的第一个固定工作基点。随后，特委书记郭子化和特委委员张光中分别深入到抱犊崮山区的高桥、大北庄等村，以开设广德堂药铺和做小买卖为掩护，建立工作基点，发展党员，建立支部。 一九三六年六月，特委机关迁到高桥镇。抱犊崮山区党的工作得到迅速发展，在费县的梁邱、信行庄，临沂的大炉、小炉、东白山、长辛桥、峄山的青石岭、小周村，滕县的徐庄、北辛庄等地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基层支部，逐步扩大了党的影响，为尔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七七”事变后，特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加强了枣庄矿区及其周围乡村的建党工作，在矿工、农民、教员、学生，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培养了一批抗日的骨干力量。一九三八年五月，枣庄沦陷后，成立了临（沂）、郯（城）、费（县）峄（县）四县边联县委，王永福任县委书记。另外，邳县、峄县、费县、临沂、郯城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县委。 一九三八年七月，省委决定撤销苏鲁豫皖边区特委（苏鲁特委于一九三八年底改为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建立鲁南、苏鲁豫、苏皖三个特委。一九三九年一月，鲁南特委（对外叫第三工作团）在临沂矿坑村成立，宋子成任书记，刘剑任组织部长许言任宣传部长，张福林任职工部长，我任统战、部长，军队负责人是张光中与李乐平。鲁南特委的建立，使得鲁南地区有了统一，坚强的领导机构，从而使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为了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特委坚决执行党中央、制定的统一战线方针，一九三七年十月，徐州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特委书记郭子化以地方名流身份参加了李宗仁第五战区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为委员，负责上层统战工作。郭影秋、武衡、张福林等掌握了总动委会组织部的工作。 郭子化还亲自去临沂，做临沂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张里元的统战工作。张里元在日寇占领枣庄，逼近临沂的情势下，曾考虑一旦临沂失守，就撤往山里，而又最善于在山区活动，那时就必须依靠。基于这种想法，他接受了我党提出的统一战线主张，愿意作为抗战的朋友与我互相往来。争取封建地主阶级和地方士绅名流，也是我们党在山区统战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儿庄会战前后，长辛桥地下党支部书记宋逸安，就开始做长辛桥大地主宋云石的工作，促使他出粮出钱，筹备，组织青年独立营，积极抗日。但是，在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应首推我党对万春圃的工作。 万春圃号称万三爷，是临沂县大炉村的大地主，家有三顷多地，三十多间大瓦房。他心胸开阔，为人豪爽，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和正义感。为防匪患，当地组织了联庄会，万春圃当上了地主武装联庄会的会长。他一声令下，就可调动几百人的队伍，成为独霸一方的“山大王”。万春圃钦佩人的革命精神，还在“苍山暴动”失败时，他就曾掩护过在大炉村教书的我地下党员聂家两兄弟。 根据这一些状况，郭子化便派李韶九去做万春圃的工作，向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启发他的觉悟。 “七七”事变后，特委在高桥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以万春圃为统战对象，开辟抱犊崮山区工作的决议。 会后，郭子化到万家作客，热情赞扬了。 他组织武装、准备抗战的爱国行动，进一步向他宣传了团结抗战的意义和抗战必胜的前途，使他深受教育。 一九三七年八月，万春圃遵照郭子化的指示，出面组织了四县边区联庄会，他自任会长。从此，他投身到革命阵营，在我党领导下积极从事抗日活动。为解决部队给养困难，他打开粮仓，供我军食用，并动员其把兄弟陈毓山等献粮献款，支援部队。 一九三九年二月，当特委机关从矿坑村突围到大炉时，又遭遇日伪万余人从车辆方向分两路围攻上来。万春圃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主动承担了掩护特委机关转移的阻击任务。在战斗中，他年仅十九岁的次子万国英不幸中弹牺牲，大家十分悲痛。当时他高声喊道：“国英是为国家、民族的解放而死的，死的光荣！“这悲壮的语言鼓舞了战士，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一九四一年春，顽固派抓走了他两个年仅十余岁的孩子，妄图以此作人质，逼迫万春圃投降，并写信威胁他。万春圃斩钉截铁地答道： “跟着抗战到底，这条路我走定了。孩子杀剐留存，随那些龟孙的便！想叫我投降办不到！” 在党的教育下，万春圃思想觉悟提高很快，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也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我四县边联武装改编为边联支队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一九四三年，万春圃担任了鲁南军区副司令员。一九四五年底，经山东分局批准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万春圃从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山大王”，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员和鲁南军区负责人，是党的统战政策的胜利。同时，他的转变过程，也影响和带动了山区的一批士绅名流，使我党在山区的统一战线更加广泛。 为了迎接抗日高潮．组织抗日武装，迫切地需要大批青年干部，特委在枣庄，滕县等地开办了抗日训练班。在训练班里，建立了党支部，培养抗日积极分子入党。记得在枣庄开办训练班时，张里元也派了二十多人参加，其中有的县长韩文一，有保安司令部参谋部参谋岳杰以及保安司令部秘书处书记纪维青等。后来经过革命斗争的考验，这三入均被吸收入党。训练班培养的这批骨干，为建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日寇大举侵入山东，渡过黄河，直逼鲁南、苏北之际，特委根据中央关于建立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展开敌后游击活动和创立革命根据地的指示，号召广大党员脱下长衫，拿起枪杆，深入山区，武装工农，组织部队，抗击日军。 当时抱犊崮山区情况十分复杂。就武装力量而言，有封建地主的武装，有从前线溃败下来的散兵游勇。有的地方保安部队，还有蛰居山林的强盗土匪，当然也有一一些具有着强烈民族正义感的地方名流或有志之士拉起的抗日队伍。这些武装的大部分是假抗日之名，行虐民之实，他们极端仇视‘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不断寻衅滋事，制造摩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采用两种形式建立了抗日队伍。一是打出统一战线的旗帜，发动群众，直接拉起抗战队伍。如在枣庄，微山、善垴、滕沛边等地，以工人、农民，教师，学生等组成，由张光中任总队长，何一萍任政治部主任的“第五战区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就是苏鲁豫皖特委直接领导的（当时为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李明扬委任番号）。二是借政府恢．复联庄会之机，建立由我党领导的群众抗日武装。如临沂专员张里元要万春圃恢复联庄会，想借此扩充他的军事实力，我们便利用这个公开的武装组织形式，成立了四县边区联庄会办事处，组织了两个营的兵力，一营长万国华（我地下党员万春圃的儿子）， 营长刘清如（地下党员），连、排干部也都是党员，这部分武装也由我们全部掌握。 与这两支抗日队伍同时建立的．还有活动在峄西，滕南一带董尧卿领导的农民抗日自卫军三百多入；活动在运河两岸广大地区胡大勋、邵剑秋领导的运河支队；活动在临枣，津浦沿线洪振海，杜季伟、王志胜领导的铁道游击队。这些武装的建立，大大推动了鲁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为迎接我主力部队的到来，开辟山区根据地，创造了先决条件。 一九三九年秋，罗荣桓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鲁南，大大改变了山区敌我斗争的态势和力量对比。罗荣桓成功地运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抱犊崮山区同日寇进行多次激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闫王鼻子山战斗，震破敌胆；重坊战斗，毙敌三百；白彦战役，歼灭日寇大队长以下敌伪一千一百多人。 对一贯与我为敌的地方顽固势力也给予了严厉惩罚。三打孔庄，严惩了土顽杜若棠；费南天宝山一战，干净利落地收拾了叛匪廉德山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费县县长李长胜，制造了震惊鲁南的“官里庄惨案”。我山区军民在罗荣桓精心部署下，赶跑了李长胜，解放了崮口山区，并在讨李战斗途中，取得了歼灭顽匪王学礼三个营，缴获机枪四挺，步枪数百支的战果。接连不断的胜利．打开了鲁南长期困顿的局面，促进了抱犊崮山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一九四O年， 日寇加紧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山东分局决定，于同年五月成立鲁南区党委，赵锝任书记，魏思文任组织部长，林乎加任宣传部长，我任政府工作部长，杨涤生任部长，宋子成任副部长，南竹泉任秘书长（不是委员）。 此外，区党委委员还有张光中、李乐平、邝任农，杨士法、许言等。鲁南区党委成立后，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项方针政策，在较短的时间内，整顿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建立了三个地委（邹东地委、临沂地委、临沭地委）三个军分区（邹东、临沂、临沭）和一个军区（鲁南军区）。 各地抗日武装力量，经过多次战斗锻炼，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增强了战斗力。苏鲁支队、边联支队、沂河支队、峄县支队和铁道游击队活跃在鲁南广大山区，平原地带和铁路沿线，神出鬼没地打击入侵之敌，为建立政权，加强根据地建设创造了一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峄县人民代表大会在王家湾召开，抱犊崮山区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诞生了。会上选出三十二名，委员组成了政府委员会，潘振武任县长。还选举了参议会，孙 依亭为参议长。随后山区各地的抗日民主政府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从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O年底，短短的1年间，陆续建立了峄县、滕峄边，临沂、郯城、邳县、邹县、费南、费北、赣榆、东海、泰宁、临（沂）、郯（城）、费（县）、峄四县边联等十四个县级政权。 七月，鲁南人民代表大会在费县臼子峪召开，代表着鲁南各地五百万人民意志的三百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按照“三三制” （即在政权机构中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大体各占三分之一）原则，选举产生了以彭畏三为参议 的 鲁南参议会和以于化琪为专员的鲁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会后，成立了三个行署：第一行署，，辖邹东、费北、泰宁，主任周蓝田；第二行署，辖临沂，郯城、邹县、邳县，主任丁梦孙；第三行署，辖临沭，东海、赣榆，主任刘白涛兼临沭县长。 十月，鲁南地区成立鲁南各界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魏思文为会长。不久，滕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庄里镇宣告成立，选举汪亚民为县长。至此，东到海滨，西到微山湖、南到陇海铁路、北到蒙山的抱犊崮山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受到了山区军民的热烈拥护。民主政府颁发布告，规定了征收农业税办法：号召群众努力生产，支援抗战。广大人民积极做出响应政府号召，有粮出粮，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甚至连敌占区的群众也在深更半夜偷运粮食进山，支援我军。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鲁南区党委和专署遵照的指示，在广大农村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并把发展山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当时从市场管理入手，制定了各种税收（包括出境税）办法和市场管理细则，打击了不法奸商的投机倒把活动；对根据地内的中小商业和手工业者，分别情况给予改造和扶持；发行流通证券，繁荣集市贸易。此外，专署还开办了家属织布厂、 肥皂厂，鲁南军区开办了被服厂、卷烟厂等。所有这些，对保证军’民生活之需，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都起了重大作用。 一九四二年，鲁南大旱， 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缺衣少食，再加上日寇封锁“扫荡”，根据地生活极端困苦，部队和群众不得不靠吃草根、树皮度日，野菜都很稀罕。为了渡荒，区党委和专署的在费南一个村子里开会，讨论解决吃饭问题，可是研究来研究去，上策没有，中策没有，下策也没有。 我们向村里的一位老大爷谈起救灾的困难，他却说： “这好办，俺们费南山区每年能收八十多万斤花生米，往年都运到山外去了。今年，只要你们下个禁令，不准外运，自己榨花生，油，一百斤花生米能出二十五到三十斤油， 出七十多斤花生饼。只要有花生饼吃，就饿不死人。再说，二十斤油钱就顶得，上一百斤花生米钱，可以拿出去换回钱粮。你算算，这八十万斤花生米可以出多少花生饼，又能换回多少斤粮呀！” 我们听后，一致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于是，由专署下令，出了告示，组织民兵和部队封锁路口，不准花生外运， 发动群众自己舸工，果然解决了粮食问题，度过了难关。 在政府工作人员中，我们大力提倡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作风，号召每一个干部都要做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尽管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但也有个别意志薄弱的人因经受不住考验而腐化堕落。 如郯城县第一任县长翟兴亚，上任的头几个月，做了一些工作，办了几件好事，后来变得贪污腐化，吃喝嫖赌，影响极坏。经罗荣桓、赵镈派人查实，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了一切职务。区党委以此为例，进行了认真讨论，再次强调了政府工作人员要发扬和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艰苦奋斗方面做蹦表率，并责成专署召开政府工作干部会议，贯彻这一精神。 会议规定我工作人员凡贪污五百元以上者即判处死刑。这次会议J扭转了党政机关中的不良风气，对于振奋革命精神，坚持敌后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民主政府建立后，在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组织民工支前，处理民事诉讼，除奸反特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实际在做的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出现一些纰漏，如发行流通券，开始信用很高，后来由于发行量过大，引起通货膨胀，造成货币贬值（在市场上一元的只能作八角或打对折），财政枯竭。 赵镈发现后，当即严肃指出， 单纯财政观点是“饮鸩止渴，慢性自杀”。两眼只盯着油印机，必得受价值规律惩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另外，在执行党的有关政策和法令上，也曾犯过扩大化的错误。由于日寇的连年“扫荡”，根据地人民深受其害，因此．他们对汉奸，特务特别愤恨，这就难免发生一些不顾政策，不讲法制的过火行为。 罗荣桓、赵镈对此很看重，亲自深入到临，郯一带做调查，并就地召开干部会议，严肃指示：人命关天，非同儿戏。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的进行工作，决不能置党的政策于不顾，无法无天、乱搞一通那样做，就会葬送我们革命的前程！从而教育了干部，纠正了错误，及时刹住了这种违背党的政策的错误倾向，安定了人心，稳定了局势。 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和人民政权的蓬勃发展，引起了敌伪顽匪的极端仇恨和恐慌，他们联合一起，向我发动进攻。当时的形势是：日寇为巩固其占领区，在军事上，纠集大批日伪军，对我根据地迸行¨蚕食” “清剿”“扫荡”在政治上，推行“集中对共，放松对国”的方针，引诱投降，促使蒋介石掀起第二次高潮。一些地方顽固派诸如刘黑七之流，肆意逮捕和屠杀我抗日军民，袭击我民主政府。抱犊崮抗日根据地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 在尖锐复杂的斗争面前，我们曾一度缺乏在冷静分析的前提下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因而带来了难以处理的后果。例如，作恶多端的土顽申宪武，曾窜入根据地来，我们本应当除掉他，但是由于某些思想严重右倾，竟然幻想感化他，结果引起滕峄边广大干部及群众的反对。在对待五十七军的态度上，我们也犯有类似的错误。 早在一九三八年冬，我们在车辆镇召开抗日宣传动员大会时，五十七军一一二师的代表、政训处主任蔡兴仁就在会上散布亡国言论，攻击抗战，鼓吹“再战必亡”。我虽当场予以严厉驳斥，但事后对他们警惕不够。 从一九四O年开始，五十七军一 二师师长霍守义连续向我四县边联根据地中心进行骚扰，袭击我抗日干部和家属，抢粮、扒粮，祸害百姓。当地群众十分痛恨，曾多次要求我们予以惩罚。 而我们却片面强调统战关系，一味迁就忍让，甚至当他们把部队拉到鲁南军区司令部后边的山头上架起机枪时，我们仍忍气吞声。这就助长了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不断挑起事端，制造了震惊鲁南的三大惨案。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五十七军，五十一军所部等突然向我四县边联地区发动进攻，捣毁我县、区机关．打死我县委宣传部长马驰和青年部长杨森，并把我们埋藏的武器、弹药和文件都挖走，使我鲁南根据地和民主政权遭到了一次极为严重的破坏。 七月二十五日拂晓，王洪久等部突然袭击我鲁南军区驻地——车辋，东白山、石坑一带，军区和专署机关被迫向西北苇湖方向撤退，途中遭伏击，使我机关蒙受重大损失。 在顽固派两次侵袭我根据地之后，我们组织了讨逆指挥部，由曾国华为司令员，赵镈为政治委员，针锋相对地同顽军展开斗争，解放了车辆镇。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五十一军张本枝团伙同地方反动武装，袭击我鲁南区党委机关驻地银厂村。区党委书记赵镈为保护党的不幸被捕。敌人软硬兼施， 用尽心机，但赵镈却毫不为之所动，表现了威武不能屈的崇高革命气节。十一月十九日，赵镈被敌人活埋于九女山下。赵镈临危不惧，誓死如归的革命气概，是永远可以让我们学习和赞颂的。 由于我们脱离群众，思想右倾，在敌伪顽匪联合进攻下，抱犊崮山区根据地损失严重，一度被压缩“在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牵”的狭小地域。面对这一现实，主持一 五师工作的罗荣桓非常焦虑，他一面力挽危局，一面电告中央，请求派人来山东指导工作。 一九四二年初，在回延安途中路过山东，代表党中央检查了山东分局的工作，指出山东工作犯了右倾错误。山东分局书记朱瑞虚心接受批评后，立即开会研究，制定措施。从此山东局面开始改观。 一九四二年底，罗荣桓担任山东分局书记以后，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巧妙地运用了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发展壮火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得到了巩固和蒸蒸日上，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于化琪：又名于化溪，曾化名周庭浩，原籍江苏省东海县南乡深沟庄(现改属灌云)。1907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九岁开始读私塾。1924年进入高等小学读书。在校期间，他以高等小学代表的身份，参加反日会及其爱国活动。1926年，于化琪考取灌云县第八师范。1930年2月，考取江苏省教育学院。1933年夏，在教育学院毕业后，受聘于铜山县农民教育馆当教育部主任。尔后参加在开封召开的中国教育社第三届年会，同年秋任浦口分校主任。1935年2月他到天津职工学校读书，在此期间被选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 1936年1月，他参加中国教育社在广州召开的第四届年会。三月到七月他和其他人一道参加全国经济委员会在江西办的农村服务区管理处任巡育指导员。1936年夏，于化琪回上海后，进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任组织干事，这个研究会是中国领导下的学术团体。 “八.一三”后，他来到徐州，作短暂的活动后，即至赣榆县农教馆任农事部主任，不久得到第五战区动委会赣榆县指导委员的委任。11月又改任主任指导员。 1938年1月，于化琪在徐州由郭影秋介绍加入。随后在滕县善堌任农民抗日训练班教员， 同年3月，又调回徐州。特委派他到宿迁县政府当动员科长。1938午9月，他受命重新建立峄县县委并任县委书记，公开名义为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浑部鲁南办事处副主任。不久，他又被调任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县委书记。 1939年2月到1943年7月，于化琪先后任鲁南特委统战部长、山东分局社会部政府工作科科长、鲁南三地委委员、政府工作部长、鲁南区党委委员、鲁南行政专员、区党委秘书长、统战部长等职，1943年7月任鲁南运河地委书记。1944年6月，于化琪进山东分局党校参加整风，反攻时任海州市委书记、市长。 解放战争及建国以后，历任山东省政府处长，南昌铁路局党委书记、局长，上海铁路局党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处长，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1958年任中国农业学院农经所副所长，1962年任苏州市政协副主席。1984年十月病逝于苏州市。终年77岁。